第二卷 笔与灰的抉择 婺源龙脉保卫战 (第1/20页)
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的九月初九，正逢大明的传统佳节——重阳节。 在这一天，帝都的天家会登上万岁山，登高燕饮，簪菊泛萸。从京城到十三个布政使司、南北直隶的普通百姓，同样也要畅饮重阳酒，分食花糕。家里有女儿的，还会在这一天返回娘家，一起拜祭灶神和家堂，其乐融融。 不过此时的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，却是一片愁云惨雾。居民们虽然也忙于重阳之事，可都有些心不在焉。从知县、县丞、主簿、典史、县学教谕到当地有名望的乡绅乡宦，都聚在紫阳书院，一脸颓丧，一脸愕然。 就在一天前，有本县的快手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回来，抄回了一份乡试榜单。 明代科举分为三级：乡试、会试、殿试。其中乡试是行省一级的考试，三年一次大比，考试时间是在八月，因此又称“秋闱”。能通过秋闱乡试的士子，成为举人，有了进京跃龙门的资格——范进中举，境况立即天翻地覆，可绝不是小说家夸大。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，正是大比之年，整个南直隶的学子都汇聚到了应天府，集中考试。乡试一共三场，一般于八月九日、十二日和十五日举办，放榜日期则视考官阅卷速度而定。像南直隶这种文教繁盛之地，每一届考生都高达四千余人，往往拖到九月初才会放榜。 榜单一出，婺源县派去观榜的快手第一时间抄了结果，回报县里。 这次结果，让他们无比震惊。 婺源，脱科。 就是说，婺源县去考试的士子，一个中举的都没有。 严格来说，这一届婺源县中举的有两个人，一个叫汪元哲，一个叫汪若极。不过他们俩一个是六合人，一个是旌德人，只是寄籍在婺源县学。所以更准确的表述是：万历二十八年秋闱，婺源县本籍学子全军覆没。 这简直太荒唐了。 婺源是什么地方？那是朱熹朱老夫子的祖籍所在，儒宗根脚，灵气攸钟，一等一的文华毓秀之地。 即使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只看本朝往届乡试成绩：上一届，也即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，婺源籍中举士子七人；再上一届，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，中举士子六人；再上一届，万历十九年（1591年），中举士子七人；甚至在万历十三（1585年）、十六年（1588年）两届，每一届都赫然有八位婺源士子过关。前追隆庆、嘉靖、正德、弘治、成化诸代，哪一届秋闱，婺源县都能拿下至少一掌之数的解额。 要知道，这可是南直隶，是竞争最残酷的考区。婺源区区一县，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中举率，足可以自矜文运丕隆。 这么一个科举大县，今年竟然被剃了一个光头，这怎么可能？ 婺源人的第一个念头是，不会主考官在舞弊吧？ 科场舞弊，不算什么新鲜事。不过这一届的主考官，一个叫黄汝良，一个叫庄天合。黄汝良是著名的清直之臣，顶撞过藩王，惩治过南京守备太监；庄天合是万历皇帝的老师，行止端方，两个人都不像是会作弊的人。 那问题只能出在提调官身上。 提调官是负责科举具体庶务的官员，最容易居中搞搞猫腻。这一届的提调官是应天府的府丞，叫徐公申。婺源人一打听，问题还真出在这家伙身上。 嘉靖四十年之后，应天乡试不允许南直隶籍贯的人做主考官，以防有偏袒同乡的行为，对提调官的籍贯却没限制——毕竟提调官不管阅卷，想偏袒也没办法。 可人的智慧总比规则要高明一些。不参加阅卷，同样有办法做做手脚。 徐公申是苏州长洲人，他利用提调之权，故意把老家苏州、松江、常州三府的卷子和江北的庐州、凤阳、淮安、扬州四府的混在一起，先送进考官房；等到阅卷过半，他再把应天、镇江、徽州、宁国、池州、太平六府的卷子送进去。 科举都是主观题，是否中举，完全取决于考官一念之间。江南士子的水平，比江北高出一截。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掺在一起送进去，无形中会产生对比，让三府中举率更高。 更何况，本届乡试人数太多，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，容易心理倦怠。批前面的考卷，可能还会仔细批阅品味；批到后来，便开始敷衍，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。徐公申把应天等六府的卷子押后送达，等于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竞争对手。 对这个行为，六府考生愤恨不已，却也无可奈何。 人家一不受贿泄题，二没冒名夹带，三无涂改考卷，只不过是改了改送卷的次序，没违背任何规则。因此这件事虽惹得物议汹汹，但终究还是不了了之。婺源人得知真相之后，悻悻而退。算了，这次运道不好，下次咱们再来讨回公道。 三年之后，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年），癸卯秋闱再开。这一次应天乡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，赴考士子超过六千人，是明代南直隶乡试人数最多的一届。而录取解额只取一百三十五人，百分之二的录取率，可谓空前残酷。 这一次婺源县尽遣精英，务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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